朱恬骅 陈云霞
（本文首发于《解放日报》2024年1月16日，发表时有删节）
近年来，“城市漫步”（city walk）屡屡登上社交网络的热门榜单，成为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一道风景线。人们穿行在平常不会注意到的弄堂小巷，在路边小店、街心绿地随意驻足流连，似乎走进了城市不为人知的“背面”，触摸到与摩天大厦、车水马龙截然不同的另一种节奏、另一种生活。
与通常的都市观光相比，城市漫步最为突出的特点，或许在于它的参与者往往不是临时的游客，而是在这座城市中已经居住许久乃至生长于兹的市民，凸显出对熟悉之地“陌生化”的认识功能——通过慢速的步行，将道路从通勤功能中解放出来，而将沿途所见的人、事、物作为观察和体验的主要组成部分。
尽管“城市漫步”的流行是最近的风尚，它以“城市考古”“考现学”“路边观察”等各种名义在上海的出现，也不过十余年。但这样在自己居住的现代城市中漫步，观察和记录沿途的所见所闻，并不是晚近新出现的现象。早在1930年，就已经出现了可称为上海城市漫步鼻祖的两则记录。它们出现在同一本杂志上——《旅行杂志》；它们有同一个作者——孙恩霖。
20世纪30年代的“城市漫步”指南
《旅行杂志》是中国最早的旅游杂志。1930年1月，为响应1929年提出的“大上海计划”，该杂志推出了一期上海专号。以《申报》记者赵君豪的《明日之上海》与画家梁得所的《上海的鸟瞰》开篇，这册专号描绘了上海城市的宏观景象和未来发展，并佐以当时闻人贤达关于上海与巴黎、纽约等国外著名城市的比较，兼及上海的公园、旅馆乃至电影等专题性的介绍。
但在这些“俯瞰”式的介绍文章中，孙恩霖所著《邑庙导游》与《浦滨沧桑录》显得尤为特别。它们提供了一种“平视”的、“负手而行”的视角，描摹了上海老城厢与租界的大街小巷。
《邑庙导游》总共出现了十余个大小路名，皆围绕豫园展开。从城隍庙大殿照胆台前的香烛摊，写到天井两旁的邑廟路和小摊贩，对过的书画善会（得月楼），珠宝玉器琳琅满目的香雪堂，大店小摊、雅俗之物，均入笔下，串联出一个“随意走去，路路可通；游目所至，咸饶兴趣”的漫步路线。
豫园标志性的湖心亭，自然也是“漫步”途中的一环。穿行过九曲桥，湖心亭四周均有茶楼、书场。孙恩霖建议“游者至此，不妨择一而品茗”；登楼眺望，更可“俯瞩全园，有一览之胜”；说书唱戏，声声入于游人、观众之耳。穿堂而出，则有花鸟市场，“啁啾聒耳，如入百鸟之国”。向东到文昌路等处，则是各式稀奇古怪之物，供人参观。沿途所见，路边的井口石栏，或是一尊铜鼎旁环绕的小贩，孙恩霖都能有所言说：如往昔周边居民饮水，皆赖此“义井”；当下游人如织，故而叫摊贩卖声得以不绝。唯昔日园林建筑，历经焚毁重建，转而为商场与西式公厕，使他“不禁为之哑然”。
如果说老城厢的漫步洋溢着悠然自得的闲适，那么同期刊载的另一篇文章《浦滨沧桑录》，则着眼租界中的漫步。篇首，孙恩霖描绘了一幅黄浦江滩退潮时“背纤挽舟”的景象，指出上海由“腥风晚市几缕炊烟之区”一变而为“车尘马足江干驰骋之场”，其兴盛“何止千万人之经营哉”！这一饱蘸情感的论断，点出了对城市之兴源自人民的朴素认识。
在1930年的黄浦江边漫步，孙恩霖所能见到的是江海关大楼、沙逊大厦（和平饭店）、汇丰银行（今为浦发银行总部驻地）等“东方罕见”的高大建筑；是南京路、福州路这样可与欧美大都市媲美的繁盛商业街。从外滩气象信号台出发，他依次描绘了欧战（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平纪念碑、亚细亚火油公司大楼、广东路到北京路之间的诸多银行，以及赫德（Robert Hart）、巴夏礼（Harry Smith Parkes）等英国殖民者的雕像，并对具有代表性的建筑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漫步外滩，沿途固然是“百货杂陈，车水马龙”，但在孙恩霖看来，这样的繁华无不令人心有愤懑与不甘，以至于“一片喧嚣，令人窒塞”。甚至，还不如江滩上的草地那般可堪赏玩。特别是每年11月11日的“欧洲和平日”，西人致敬“欧战和平纪念碑”，为“黄浦滩上之盛举”；然而纪念碑背面刻有的“功炳欧西，名留华夏”八个汉字，无疑揭示了这种繁华付出的代价——“以吾之土，供彼践踏，言之犹有隐痛”。
同是在上海漫步，在老城厢与在租界、外滩，激发与调动的情感实在大有不同。那么，这位称得上中国“城市漫步”第一人的孙恩霖，究竟是何许人也？
孙恩霖其人与《旅行杂志》
传记资料显示，孙恩霖生于1905年，年轻时居住在法租界环龙路（即今南昌路）。青少年时期的孙恩霖是上海童子军的活跃成员。 大约从1925年起，孙恩霖开始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撰写文章。1927年，刚刚从复旦大学毕业的他，通过《申报》的公开招聘进入采访部工作，任记者，后又短暂出任采访部主任。
也正是在孙恩霖进入报业的同一年，《旅行杂志》创刊。它由上海商业储蓄银的创办者、银行家陈光甫一手策划，与该银行的旅行服务部门（即“中国旅行社”）同步设立，当时号称是“中国唯一之代办旅行机关”。在《发刊词》中，陈光甫指出：“旅行不特可以辟眼界，且足以拓思想”，故而创办此刊，以悉数报道“国内外交通之状况、商业之情形及民情风俗”，推广旅行的益处。
《旅行杂志》的诞生是民国时期市民旅游兴起的一个缩影，它同时也是中国旅行社面向社会培植旅行意识、拓宽业务范围的宣传材料。为扩大影响，《旅行杂志》除刊载火车时刻表、航线广告等信息，以及刊登留学生和记者介绍国外城市的短之外，还积极邀约各路文人、政客撰稿，记述游览经历。创刊初期，由于这些作者大多身居上海，游记所涉以江浙两省为多，特别是苏杭等历史名城。内容上，主要着眼自然景观和历史遗迹，与传统游记作品题材相类，孙恩霖的《邑庙导游》和《浦滨沧桑录》在整部杂志的历史上，都可以算作一个“异类”。
这两篇文章，也是孙恩霖在《旅行杂志》上的首次亮相。此后，他陆续发表了同样可属“漫步”范畴的《徐家汇巡礼》（1931年1月）一文。随着他作为记者外出采访经验日渐丰富，孙恩霖此后也为《旅行杂志》撰写了十余篇介绍所径国内外城市的文章。凭借他在《申报》扎实的采访和编辑功底，以及对于新闻出版的理论认识，1940年，陈光甫聘请他兼任《旅行杂志》特约撰述和特约编辑。
但与如上种种相比，孙恩霖人生中的“高光时刻”，莫过于一趟非常特殊的“旅行”——在延安采访并受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接见。1937年4月9日，受《申报》总经理马荫良委派，他偕《申报周刊》主编俞颂华一同从上海出发，乘飞机在南京、郑州稍作停留抵达西安。在西安稍事休整，搭乘货运卡车，于16日抵达延安。在延安，他们与毛主席彻夜长谈，又从朱德总司令那里了解了对于抗战军事和政治形势分析，并采访了徐特立、张国焘等。18日离开延安，25日回到上海。最后由俞颂华执笔完成了《从上海到西北和陕北》的长篇报道，并附照片，将延安的消息带到了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
1939年，孙恩霖以“忆旧游”为由，在《旅行杂志》上再度叙述了这一路的沿途所见。虽然由于新闻审查的缘故，“关于人物和政治等问题”只得一概回避，文中声明“只重趣味，不涉其他”；但在文末，孙恩霖仍按耐不住感叹：“（我们）卧的虽是土坑，吃的虽是灰色馒首（头），然而碰到的却是些有名的人物”；“他们做着许多繁复艰难的工作，度着最简单、最低微的生活。”
同样或许为他所意想不到的是，他曾“漫步”过的徐家汇天主堂，也会在他的履历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1942年，《申报》馆被日本海军报道部占领。孙恩霖与《申报》总经理马荫良、地下党员恽逸群等协作，秘密将一部分《申报》过刊运至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从而使这张近代中国发行时间最久、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报纸得以完整保存。 抗战胜利后，他以《申报》商业新闻编辑身份，再度兼任《旅行杂志》的编辑。
上海解放后，孙恩霖先后在上海新闻图书馆、上海报刊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工作，并有部分译作。1978年，上海新闻学会组织编写“《申报》史”，他是编写组主要成员之一。1997年去世。
寄寓于城市漫步的“乡愁”书写
孙恩霖熟悉本地情况，有扎实的国学功底，又通晓外文，这些帮助他在报界赢得一席之地；而他作为职业记者的身份，也确使他比一般民众更频繁、更远途地展开“旅行”，这其中就包括他能够突破层层阻碍成功往返延安。从他对其他城市的记叙中，不难读到他对异地乃至异域民众的同情之理解。这些，或许能够解释他与《旅行杂志》的不解之缘，却没有回答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为何在上海“漫步”？
要回答这一问题，或许我们首先需要面对孙恩霖自己所提出的困惑。这位世居上海南市的“本地人”，在1938年1月的《旅行杂志》上问道：“上海……上海……究竟我‘上海’的故乡在哪里呢？”
在这篇题为《我的故乡在那（哪）里》的文章中，孙恩霖说：“我所认为的故乡，并不是导游书上说的‘东方第一大都会’”，他无法把摩天楼、不夜城“放入故乡的版图”， 他眼中的“上海”不过是一个地处江海相交的弹丸之地，“除了油腻黄污的黄浦，足以代表江山的‘江’字外”，是难以找到故乡“灵魂”的处所。孙恩霖断言，“大上海一天一天地向外扩展，我心目中的故乡却一天一天地在缩小”。
显而易见，孙恩霖所谈论的并不是地理空间、行政区划意义上的上海“故乡”。他心目中的“故乡”，只能存在于浮华的表皮之下，是古老的“城里”，是南市“假定的界限”范围内的小小一隅；它是“曲尺湾”的剪刀或油汆面筋，是城隍庙“人神交织的乐园”。它的街道狭窄，人却安闲；虽是闹市，犹可有古意的烛幽之光。
从上述的叙写中，构成真正“故乡”的，实际是一种特定的生活经验，是小到吃穿用度、大到城市肌理所共同构成的生活境况。这样的上海只存在于记忆和传说之中，也因此外国游人的浮光掠影不能触及它，青年男女的嬉笑打闹无法理解它。这种生活境况上的差异，使他在地理空间意义上的上海，却难以找到自己真正的“同乡人”，并在这一点上同各地移居到上海的人们取得了共鸣。
或许可以说，孙恩霖所表达的“在家的乡愁”，实际上是一种以“乡愁”为名的“怀旧”。他的“故乡”是时间与空间的复合，并且由于空间距离之短，而愈加突显了时间上的遥远。进而言之，这一时间维度上的距离也并不单纯是一天天、一年年的周而复始，而主要是指城市的现代化程度。正是因为老城厢内外，主动和被动地展开的现代化进程，打破了这种情感上的熟悉，制造了“城内”“城外”的“时间差”——“城内”虽不复旧貌，仍在一定程度上能让人回忆起往昔；而“城外”则是被外人践踏的“吾土”。也是在这个时间和空间共同构成的坐标系中，这位地地道道的“本地人”，反而失去了自己的身份认同，一变而为“异乡人”。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孙恩霖就是一个守旧的传统文人。对比第一代走向现代城市的王韬及其“漫游”，孙恩霖的“漫步”已经告别了那种符码化的粗线条描绘，而是更加能够从切身经验出发，借助对现今实际存在的事物的描述，从而建立与报刊读者不同生活经验之间相互沟通的桥梁。这更加符合现代报刊的传播规律，也正是他笔下“城市漫步”如今读来仍有魅力的原因所在。但是，不同于王韬“选择”了报纸（尽管他放弃科举道路也存在着诸多不得已的原因），旧文人的道路对于孙恩霖而言已经不复存在。他虽然自述是“误打误撞”地进入了《申报》报馆，他的成长经历，却早已为上海城市的现代化进程所濡染：无论是参加民国时期效仿西方而建立的“童子军”，还是他自己常年居住的法租界，乃至安身立命的报界，均是这种濡染的具体显现。
理解这一时间层面的“乡愁”，有助于我们理解呈现于孙恩霖文本之中的“城市漫步”，同时也帮助我们理解时下“城市漫步”得以兴盛和持续的缘由。当今贯穿于“城市漫步”中的历史知识的传授、商品服务的消费，还只是“城市漫步”最为表面的特征。它的流行，其实传达着人们加深与所居住的城市的情感联系的愿望，寄托了对城市身份认同的追问，对自身经验与城市关联的追寻。
在这个意义上，孙恩霖的“城市漫步”并不只是一种阅读行为，甚至应该说主要不是以猎奇般的异域者眼光，在知识性的意义上“陌生化”熟悉的场景并加以“重新审视”。思想家本雅明在谈论城市的漫步者时就曾讽刺说，他们往往沉浸在有关城市细枝末节处的历史知识中，是“将死去的事实充作经验与经历”。真正的“城市漫步”，是一种带有认同与温情的注视，同时包含了一种“书写”的诉求：在步行中，重新建构和表述自己已有的生活经验；将鸟瞰式的客观知识，同个人的生动经历结合起来。这样，“死去的事实”就被新的、鲜活的经验所覆盖，道路上经过的位置坐标具象化为一个个事件发生的地点，从而让个体偶发的游历与城市的节律关联在一起，让漫步的行为真正成为城市继续生长的动力。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