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解放日报》2024年5月9日，发表时有删减。
□ 朱恬骅
2022年以来，生成式人工智能（AI）技术取得长足发展，涌现出ChatGPT、Midjourney为代表的一系列技术产品。AI生成的结果具有较高的文化相关性，常与绘画、短片等视觉艺术形式相提并论，因此也被业界和学界广泛认为是推动文化产业从数字化实现向智能化转型、增强文化产品生产能力的有效手段。今年2月，专注于视频生成的Sora再度引发热议，在显示生成式AI发展水准的同时，也拉高了业界的期待：从文本到静态图像，再到动态视频片段，生成式AI是否即将能够创作影视作品？
AI电影，未来已来？
一部分影视从业者和研究者对AI电影的前景迅速作出了乐观的反应。一份来自互联网头部企业的研究报告将生成式AI视为图文影视内容生产的最终方案，“内容制作的成本显著降低、效率显著提高”，宣称“可实现个性化内容生成”。[1]不过，这段本身就带有大语言模型痕迹的文字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反映现实状况？我们可以将目光投向稍早之前的AI电影实验。早在2016年的伦敦科幻电影节上，影片《Sunspring》就已完成了AI“编剧”的“首秀”。 [2]2018年，同一团队更将“换脸”技术与文本生成、语音合成结合，在“编剧”的基础上让AI进一步承担“执导”的工作，推出了题为《Zone Out》的电影短片。[3]
然而，上述短片在推出时引发了热烈的反响，并不是由于成片的水平。不如说，由AI“编剧”和“执导”的短片仍不知所云。甚至即便是宣称能够生成“连贯一致”视频片段的Sora，在画面细部上也难以经受仔细推究。因此从现实状况来看，一部分人设想的AI电影，仍与现实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尽管“技术乐观派”认为这一距离很快就将缩短乃至消灭，但在眼下谈论AI电影，很大程度上仍是对于尚无实际存在的单纯名词，所作的某种“科幻片”式的想象。
不过，这种想象也产生了真实的后果。在《Sunspring》这一类个案中，真人演员听命于AI的“编剧”，带来了一种伦理上的错乱：本应听命于人的机器，反倒成为了人类的主宰。无怪乎在2023年的年中，美国演员工会和编剧协会相继展开了大规模的罢工抗议，其核心诉求之一是拒绝加工由AI生成的大纲文本。编剧方的谈判代表，《查理与巧克力工厂》等诸多热映影片的剧作者约翰·奥古斯特（John August）直言：“我们希望确保这些技术是作家使用的工具，而不是用来取代作家的工具”。[4]
由此看来，当前AI电影呈现出别样的“虚实相依”状况：就与作品创作直接相关的技术现状而言，它是一部分人期盼的对象，但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尚不存在具体内容的空洞名词；然而，就社会特别是对产业的影响而言，单纯这一名词就足以引发诸多争议。“AI电影”的是非争议，宣示了一种“完全取代人类”以实现“零成本”“自动化”内容生产的野心，[5] 及其所遭遇的现实阻力。
回归艺术视野，探寻新的“观看之道”
当前围绕AI电影的论争，大多围绕文化生产方式与内容供给的方面展开，其参与者和相关方亦多为影视行业的从业者。但正如英国艺术评论家约翰·伯格在《观看之道》中所指出的那样，观看者的视线、感知和解读，乃至与他人视线的交汇，是作品确立其艺术地位的必由之路，其重要性不亚于创作的过程。然而，电影革新并主宰了人们的观看方式，开始让观众的视野与电影摄制者的视野重合，引导观众的观点与摄制者的观点靠近。因此他说：“照相机的发明，改变了人们观看事物的方法。他们眼中的事物逐渐有了新的含义。”在技术标榜“互动性”进入艺术视野以前，从广义上说，艺术中早已涉及了观看者与作品之间的交互。这种交互性质使得每一次观看都有其独一无二的性质，并激发着人们的思考。
AI技术的发展，同样有类似摄影术发明的意义。在我们有朝一日真正面对“AI电影”之前，那种将电影AI化、自动化的目标及其所催生的种种技术，也同样意味着应当发明一种乃至多种新的“观看之道”。让我们以早些年热闹一时的“小冰写诗”为例：当批评家们聚焦于“小冰”这一AI系统所“写”的“诗”时，他们所遭遇的困难主要在于无法将AI生成的事物同一种现成的文学体裁、一种具有丰厚历史积淀的艺术形式相提并论。但是使用“小冰”来为自己选择的图片“赋诗”的网友，享受的则是一种文字游戏的乐趣，这种乐趣虽然缺乏“创作意图”“写作立意”等批评范畴的辩护，甚至也可能是极为简单和浮泛的，却体验到一种在此之前未曾有过的乐趣：即时地从图片中得到一些带有现代诗歌风格的文字描述，从中还原出AI系统试图“模仿”的某位诗人的形象，并使之跨越时空而与当下的使用者自身产生联系。这样的乐趣或许并不属于诗，而是属于某种尚未有确切名称的文化事项。然而，这不妨碍人们直觉地用“AI诗歌”作为它的“暂定名”。
或许在同样的意义上，当前有关“AI电影”（甚至也包括“AI绘画”）的争论，其与影视（或绘画）的关联，可能也与“AI诗歌”之于“诗歌”类似：这一名称提示了它从先前艺术形式中汲取的某些养分，但遮蔽了它与电影、绘画、诗歌所具有的本质不同，以至于这些“AI艺术”具有比表面差异更大的相同之处：那种允许了即时交互的、游戏式的审美体验，它的文化意蕴和艺术价值并不在于所给出的文本或视频，而在于其中所包含和暗指的前人佳作。
或许可以断言，“AI电影”所将意指的事物，不会再属于“电影”，人们也不应将其中起作用的AI技术产品附会成“导演”“编剧”。现阶段，它是一种不太恰当，却足够吸引人注意的名称。它从属于一系列将既有的成熟艺术转换为可被征用的视听素材的实践之中，这些实践或许未来将有一个专门的名称来称呼它们。在它们面前，观众所能采取的一种“观看之道”，在于将那些经过二次转码与重新组织的素材还原出本来的样貌，在于辨别和探究这种转码和组织的逻辑和意图。后者既由操作者的使用方式决定（如输入的原始数据），亦由技术的设计者参与而使之蕴含于AI系统的每一次运作之中。
为更宽泛的“人工智能观”做好准备
进入当代，艺术常被视为是一种社会参与的练习。而如果“AI电影”的破局之道在于观众观看方式上的变化，那么作为一种“练习”，它所指向的则是普遍的社会层面上，如何对待AI及其产物的态度，即一种“AI观”。
尽可能多地让人们获得应对人工智能挑战的能力，无疑已成为当下社会的一项共识。但是，应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挑战，并不完全是一个技能问题。正如技术哲学学者芬伯格所指出的，人工智能的流行之所以令人不安，在于它“赋予了计算机以人类的形象，从而反过来使人的生存，被削减为机器世界封闭系统中的一个工作部件。”前述好莱坞编剧和演员工会的反应正属此列。国内面向多个年龄段的实证研究也证实，对于人工智能带来的生存论风险的感知，同计算机技术本身无关，亦无法通过强化监管、技能学习等已被广泛讨论的手段所消除，而是需要帮助人们重新定位自身与世界、与技术的关联。
这一“重新定位”看似抽象，具体来说，其实也不外乎“如何看待AI”这一问题。相比于从技术能力强调理论知识和应用技能，这种“AI观”更强调从AI技术所受到的文化规约角度，审视其运作中呈现的那些“熟悉的陌生人”：看上去接近于“电影”的视频、接近于“绘画”的图像，或接近于“诗歌”的文本，是促使人们与AI互动的邀请。将其表面上通过“生成物的相似”引发的幻象消解、还原为一种自动程序运作的结果，不难看到其中以别样形式具像化了的“人”。
随着AI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深入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我们面临着重新定义和理解艺术的挑战。与此同时，作为一个高速发展中的技术类型，AI尚不具有完整的知识体系，也很难要求所有人都具备相应的技术能力。但是，这不妨碍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与AI“相遇”，并完成和某个AI系统的交互操作。AI观即扎根于这一整体性的视野之中。通过有意识地寻求“观看之道”，或将有助于我们穿越“形态相似”的表象，深入其背后的技术逻辑与文化意义，而这又进一步要求了人们从艺术的专门领域进入社会的广阔天地中。
人们的自我表达和与他人或社会的联系，越来越多地通过AI技术得以完成和建立，AI观既是具体掌握这些技术的前提，也是面对技术发展快速演进的内在要求。它促使人们在技术面前重新领会和突显自身行动主体的特性，而不是成为单一技术逻辑及其所体现的种种社会权力关系的奴仆，从而保证今天暂时称为“AI电影”的未来艺术形态能够获得真正的生命力。
（注释从略。）